2018年3月30日星期五

《红楼梦导读》节录——林黛玉“愁、泪、病、瘦”的形象特征所蕴含的审美理想


 曹雪芹塑造的林黛玉形象,体现了一种极高的美学境界。这种美学境界显示了两方面的内容:一是黛玉形象本身的悲剧美,二是通过这个形象反映出来的作者的艺术情趣和审美理想。可以这么说: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,既是封建社会名门淑女悲剧命运的现实写照,又是中国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所涵养出来的艺术典型。
 人品的外表神态与内在素质的一致,是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中塑造黛玉形象的美学准则。书中极力描写黛玉的容貌才情出类拨萃,行止见识超越群芳。她外形秀丽,明艳动人,内心坚贞,不同流俗。与封建教条女子无才便是德相反,她绝顶聪明,文才出众。对她的美,作者一方面通过内心描写和行动来显示,同时也借书中人宝玉的主观视角和感受来描绘,感情色彩很浓。如第三回写宝玉初见黛玉的美感是:
     宝玉早已看见多了一个妹妹,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,忙
 来作揖。厮见毕归坐,细看形容,与众各别:两弯似蹙非蹙
 烟眉,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。态生两靥之愁,娇袭一身之
 病。泪光点点,娇喘微微。闲静时如姣花照水,行动处似弱
 柳扶风。心较比多一窍,病如西子胜三分。宝玉看罢,因
 笑道: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。(第三回)
这段叙述除了极力表现林黛玉外貌的美丽,点出她娇弱的身体状况和略带悲切的情感特征外,更从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这一句看来不合情理的疯话中,挑明了黛玉就是宝玉理想中的意中人,深刻地反映出宝玉(同时也是作者)的潜在的美学意识和心目中的美人范型。
    黛玉形象的悲剧色彩首先是因为伤悼身世造成的,寄人篱下,心理上的沉重压力,在贾府步步留心,时时在意,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,多行一步路,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(第3回),真是惴惴然有临渊履冰之忧。随着宝黛恋情的发展,封建牢笼下的爱恋相思之苦更加重了她的忧愁。因此,她对自己和宝玉的爱情所受到的压力更为敏感。总是不放心的原故,才弄了一身病(第32回)。这两种心病交织在一起,使她身负精神重压,缠绵于病榻之间,无事闷坐,不是愁眉,便是长叹,且好端端的不知为了什么,常常的便自泪道不干的(第27回)。作者还通过林黛玉的吟诗填词,进一步抒发这种感伤情调和悲剧气氛。如:第二十七回的《葬花吟》,第三十四回的《旧帕题诗》,第七十回的《桃花行》等等。正如宝玉的评论:只有曾经离丧的黛玉,才会作此哀音。作者正是通过这些个性化的伤悼语句,将人物形象诗意化,从而进一步开拓了悲剧形象的美学境界,显示了黛玉愁、泪、病、瘦的形象特征。
 黛玉的泪是炽烈情感化成的,生活的不幸和爱情的磨难,使她不堪承受,因此,形象特征表现为情感上的多愁、身体的多病、容貌的消瘦,集中体现则是黛玉秋流到冬,春流到夏的泪,泪是她形象符号和生命的象征,这既是跟第一回绛珠仙草对神瑛侍者还泪的神话相呼应,同时也是爱情受到环境压迫而产生的痛苦和忧伤。愁、泪、病、瘦的形象特征,既是悲剧美的外在表现形式,又预示着她在人生道路上中途夭折的悲剧命运。这就使她的形象具有了反封建的社会内容,而她的美更具有了崇高的悲剧意义和美学价值。
 曹雪芹关于愁、泪、病、瘦的审美观念,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重要组成因素,它的形成主要是受了婉约派词风的影响,婉约派词风的特点是以婉转雅丽的笔调细诉缠绵悱恻的情思,或写伤春悲秋的愁恨,或写离别相思的苦楚,显得十分的惆怅柔弱。这种风格的发端是南唐亡国之君李煜,其后的代表作家有晏殊、晏几道,柳永、秦观和女词人朱淑真、李清照等。与曹雪芹时代最近,并与曹雪芹祖父曹寅私交甚好的大词人纳兰性德,其诗词的艺术风格也是与婉约词一脉相承的。他们的一些词作都表现了愁、泪、病、瘦的艺术情趣。这种意境,为曹雪芹所借鉴,并通过对林黛玉的形态描写和行为表现一一表现出来。
 按照婉约派的美学观念,瘦是由愁、泪、病的感伤情绪造成的,几乎成了多情”“相思的同义语,所谓愁病相仍雪清玉瘦帘卷西风,人比黄花瘦(李清照[醉花荫])。而在戏曲艺术中,凡是追求理想,为爱情身受重压以致付出巨大代价的男女主人公,都带有这种多情、多愁、多泪、多病的形象特征,如《西厢记·长亭送别》中的崔莺莺,《寄简》中的张君瑞;《牡丹亭·寻梦、闹殇》中的杜丽娘;《玉簪记·问病》中的潘必正。
 然而与以往的人物形象相比,玉瘦的审美内容并不局限于多情相思这一审美层次,林黛玉形象以清瘦为美的美学思想还源出于魏晋风度,是傲世抗俗的一种意识形态。在魏晋时期,形成了自然与雕琢、秀美与华丽、清瘦与肥胖的对立的审美概念,象征孤傲清高,则象征流俗富贵。从而清瘦则成为人品风韵的审美标准,而颂瘦贬肥也成为六朝名士派的美学原则:
     昭隆字茂隆,性狂俊,不事公卿,使酒仗气,无所推下。
 尝醉,晚日负杖携家宾子弟至娄湖苑,逢王景文子约,张目
 视之曰:汝是王约邪?何乃肥而痴!约曰:汝沈昭略邪?
 何乃瘦而狂!昭略抚掌大笑曰:瘦已胜肥,狂又胜痴,奈
 何王约,奈汝痴何!(《南史》卷37《沈昭略传》)
这一美学原则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,文学、美术、音乐、书法普遍存在贱肥贵瘦的倾向。曹雪芹正是基于这一美学原则来塑造人物形象的。如: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,埋香冢飞燕泣残红,这种以杨妃和赵后来喻指宝钗和黛玉外形的肥和瘦,表面上是承继了苏东坡短长肥瘦各有态,玉环飞燕谁敢憎的诗意,似乎认为两人不分轩轾。而扑蝶与葬花的情节对比,扑蝶虽也天真烂漫,但与葬花的高雅凝重相比,终是有些轻飘,人品艺趣,高下自见。
 黛玉形象审美理想的体现,除了人物形象本身所蕴含的审美意念,还有特定的环境衬托。黛玉所住潇湘馆的千竿翠竹,也隐喻了黛玉的伤怀多泪的形象特点和悲剧风韵。当大观园内海棠诗社成立时,黛玉有一个别名雅号是潇湘妃子。在中国古典文学中,湘妃湘妃竹皆是有特定的悲剧美学含义的,它源自于上古娥皇、女英痛悼爱人舜的早逝,泪下沾竹,竹身形成泪斑的动人传说。曹雪芹为了塑造林黛玉的悲剧形象,特地把她安排在潇湘馆的美学境界内,用湘妃竹来衬托她对景感怀、扶栏垂泪的忧伤面影,取得了互为表里、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,从而成功地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。
 作为一种美学境界,潇湘馆的千竿翠竹还是黛玉风神灵秀和坚贞不屈的情操象征。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,素来被视为清高的雅品,以反抗世俗礼法著称的魏晋名士阮籍、嵇康等常集于竹林之下,肆意酣畅,故世谓竹林七贤(曹雪芹极其推崇阮籍而自署梦阮)。在诗词曲赋中,竹子因有节,耐寒,常作为坚贞不屈、不媚流俗、孤高耿直等优秀品质的象征。因此,潇湘馆内的竹子,正是主人纯洁、不带世俗功利,坚贞不渝的爱情的象征。
 这种以愁、泪、病、瘦为特征的传统的、潜在的美学意识,曹雪芹在塑造林黛玉悲剧形象时是有所继承和借鉴的。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已经积淀于人们的非自觉的潜意识中,形成为民族的审美心理,既影响了曹雪芹的创作意识,又影响了读者的接受意识,从而形成了林黛玉悲剧形象历久不衰的艺术魅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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