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小学没几天，就有班主任老师组织大家“谈志向”，大家所说多是“工农兵”，因为学区内有多家高校和科研单位，也有说要当老师、科学家的，我好标新立异，又以为当记者就是到处乱走，拿个相机到处乱拍，可巧家里还有一当时的稀罕物件——蔡司相机。于是就说自己将来要当“记者”。那时记者的名声没有现在这么臭，但也没有工农兵那么香。反正从老师和同学当时的反应看，这志向不咋的。尽管如此，那时想来，实现这志向也不那么容易，就这“工农兵”里的“工”、“兵”先让哥哥抢了，按政策我将来就得离城下乡当知青了。
不过我并不在乎当农民（内子认为这是我没有真正干过农活的缘故），虽然那时的城里花草稀见，然而到处可见农作物，高等学府也不例外，后来有部电影，名字叫《都市里的乡村》，用它形容儿时的生活环境倒是很贴切。父亲所在高校和相邻的部队大院，路边山岗几乎都种上了桃李桑麻，成片的空地则是稻麦等粮食作物。宿舍周边则是各家圈种的菜地和垒建的鸡窝。长长的围墙为藤蔓作物生长提供了方便，扁豆、丝瓜、冬瓜、葡萄，应有尽有。浇肥喂鸡、偷桃摘果，在麦田里捉迷藏、割了麦秆做麦哨......这些事无论好歹我没少干过。枯死的丝瓜藤，剪取一截，一头用火点着，另一端放在嘴里滋滋地吸，就可以吞云吐雾作“飞马”或“大前门”（香烟）想。时间一长，舌尖麻辣辣的不爽——吸烟没有成嗜好，丝瓜藤有功劳。
故乡农村生活的记忆更是令我愉快，下水田抓螃蜞叉田鸡捉泥鳅，晚上洗澡的木制大澡盆，放到河塘里就是采红菱摘鲜藕的小船。集体劳作，众人捉堆儿干活，嬉笑不断，打打闹闹就把活干完了，轻轻松松就把工分挣了。过年过节赶集、村上有人娶亲、在晒场上演样板戏、放露天电影，新奇热闹的事接踵而至，连绵不穷。村里的一年长哥哥，平素泯然一路人而已，演样板戏居然敢登台，角色居然不是“匪兵甲”、“匪兵乙”，而是侦察排副排长......。
尽管故乡十分迷人，但在我的预感将来插队落户的地方，一定比故乡还好：地方一定是爸爸单位农场那样的地方：生活一定是爸爸单位农场那样的生活。
刚上小学那年寒假，爸爸单位的小学生管理组，组织我们这帮孩子去远离单位本部的农场，和在那里工作的父母团圆。农场的田地是成片的，整齐划一的，和宣传画上的一样，很适合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的驰骋。农场的人都住在大工棚里。打球、打牌、下棋从不缺人，有人在玩乐器，也有好多人在看书，一位眼镜叔叔见我对他看的书好奇，就叫我认封面上的字，我大声念出书名“水——许——金（行书‘全’字与‘金’字相似）——传（‘传达’的‘传’）”。从此，我知道了有部书叫《水浒全传》。
农场的生活是集体生活，孩子们的到来，并没有打破这模式。大人们是集体家长，小孩子是集体子女，大人们对孩子一视同仁，用句肉麻但在那时不会引起邪念的话说——“视如己出”。小孩子则率性而行，谁会讲故事会打球会玩乐器，孩子们就成天粘着谁，再没有刻意要和自己爹娘亲近。其实不光是在农场，在家属大院也是一样的。除了被连催带喊地捉回家吃饭睡觉，孩子们下课后都是一蓬风地在外“淘气惹厌”，从不在父母眼前晃悠。孩子们在室外度过的时间多于室内，在邻居家度过的时间又多于自家，其生态与日本老电影《早安》所反映的相似。这种半军事化聚居群落最极端的时期，一是在农场大工棚，二是住防震棚。物质条件最差，却最让孩子们开心。
按照当时人们的普遍认识，给小驹子上笼头，叫小孩子立志学技艺，应该是小学三年级，也就是十岁以后的事，所以低年级的小学生是放任自流的，人在农场更是如此，“广阔天地大有作为”，孩子们出去玩，甚至走去几里（十几里）路外的县城逛街、看演出，也很少由各自家长领着，都是大孩子牵着小孩子。
我最早惊艳于歌声之美，就是在那年春节。我们去县城观看县文工团演出，他们演唱的陕北革命民歌，声震屋宇，余音绕梁，比电台里放的还好听（那会儿到处有大喇叭，却没有高保真音响）。据说县文工团之所以表现不同凡响，是因为其中几个骨干是省市文艺团体下放的。文化精英到了基层，文化普及就产生了奇迹。这样的情况在那些年很普遍。例如：我妻子没有读过《沙菲女士的日记》和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，但很小就知道丁玲——一个下放到她所在的华北小城的大作家；根据童年的人生轨迹，内子的口音应该是南腔北调的，可她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她的小学语文老师曾是北京广播学院的教师。
从“淘气惹厌”到有“业余爱好”，是伴随年龄的增长体现出的成长。那时的大人们和早慧的孩子都知道，有个一技之长，会写会画，会点吹拉弹唱，将来无论去什么单位都能讨巧。不为成名成家（真有想的嘴上也不说），只是搞点“业余爱好”。老师不择水平高低，能指点一二就行，“束修”是没有的，“误人子弟”的责任也是不予追究的，带错了路，唱野了口，家长也没脾气；孩子乘兴而来，兴尽则去。所以我们那茬人多才多艺者不少，但技艺出众者稀。如果有谁决心奔着“革命文艺战士远大理想”去的，就要托关系找熟人，请专业老师指导了。即便是这种情况，拜师学艺的花费也是有限的，不会有《钢的琴》里下岗工人陈桂林那样的窘境。
上小学时，我也玩过几样乐器，不过没玩出名堂，十八般武艺件件稀松。一旦我拉开架势提弓上阵，哥哥就说：“又要开锯了”。就听觉感受而言，动词“锯”用得还真是形象精准。这显然没资格入选小乐队。东方不亮西方亮，我参加了学生歌咏队。不是“天籁”也不是“地籁”，自诩是人长得不赖，脸模子齐整、个头合适占了便宜，引吭还是滥竽充数。不过咱们歌咏队整体水平还可以，省市有个什么节庆活动、或有“迎外”任务，需要“祖国的花朵”点缀时，就会把咱们这帮人拉将出去撑场面、做陪衬、当布景。就像电影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展现的那样：混迹于载歌载舞的迎宾队伍之中，我也是那一脸幸福的马小军。
印象最深的一次，就是邓大人陪同金首相来访问，欢迎的地点是公园的湖心岛。我们早早到了指定地点，先在附近自由活动。快到中午，看到带队老师跑过来，吹哨集合，把我们收拢至路旁一溜排开待命。渐渐有几拨服装齐整，表情严肃，一脑门子官司的人从我们身边走过。又过了一会，拱桥顶部冒出几部小汽车，其中有两辆“大红旗”，直奔路前端的雕栏玉砌而来。被我们一直注视的领队老师用手做了个“起势”，我们就像松开了拧紧发条的玩具，立即发声放光、手舞足蹈起来。此时，从一辆大红旗中伸展出一个高大的人，看着我们逢场作戏放声大笑。熟悉的个头，熟悉的发型、爽朗的笑容......他正是我们从《新闻简报》里熟悉了的“乔老爷”（外交部长乔冠华）。很快，我们得到新指令（“乔老爷”下的？）：说等会儿主宾到来时，场地小、路窄，孩子们就别乱蹦了，只需鼓掌拍手，高呼“热烈欢迎”即可。事后，大家都说“乔老爷”风采第一。又说，以前都是总理陪同金首相，这次没能亲眼见到周总理是个遗憾。
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准备去农场当新农民，一踏进中学，一恢复高考，童年结束了，业余爱好掐了，知青也当不成了。“糖儿甜，糖儿香，吃吃玩玩喜洋洋；读书苦、读书忙，读书有个啥用场？”前一句是童年的记忆，后一句则是走上高考独木桥后的感受。这是动画片《放学以后》里坏蛋说的话，几十年过去了，我怎么会记得这么牢呢？
没有评论: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