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8年1月6日星期六

伊人母子

    儿子去加州实习半年,工作单位是已经联系好了的,房子到了那里再租。儿子很听话,天天给母亲打电话。去了几天,生活方面该落实的都落实了。当娘当爹的都松了口气。
    当年曾有让儿子独自来海外,先上中学,然后上大学的念头,最后的结果却是举家移民。将一未成年的孩子独自寄寓到一陌生之地,在我等没有大魄力、缺乏大智慧,只图平安,“不计深远”的父母看来,不是一个好的选择,甚至是个可怕的选择。
    咱们这个小家庭凝聚力很强,体现于领导核心,甚至有“家庭至上”的倾向。太座(以下以“伊”代称)、我还有咱们的儿子,一家三口二十年来同舟共济,总是粘在一起。这种“恋栈”的做派,和如今追求事业,崇尚成功的大时空有点不搭调,甚至显得有点偏执。
    之所以如此,一个可能的原因是,伊和我幼年都有与父母分离的经历。这种经历发生的越早,因为年幼,对分离之痛未必有清醒的意识自觉,但这痛苦在潜意识中打下的烙印却越深,一旦再遇到母(父)子分离的状况,就会本能地排斥。
    伊出生在北方某小城市,文革初期动乱,住地附近兵工厂打派战,真枪真炮地干上了。父母带着年幼的伊和伊仍在襁褓中的弟弟,千里奔逃,回到故乡——南方小镇的外婆家。后来武斗被制止,秩序恢复,父母要回北方继续工作。伊母亲去北方工作后,一直水土不服,身体欠佳。此时伊父亲又在“下放劳动”,两地分居,母亲独自带两个幼儿颇感吃力,就把学龄前的伊留给外婆代为照看。
    伊的外公是个富农,外婆则是这富农的小老婆(后为填房)。出身问题,在那个年代,于成年人为困扰,于伊这样的幼孩则为困惑,或有困扰也是不易感觉到的。笼统的感觉就是“父母不在身边”,“没人和我玩”,也就是倍感孤独了。在伊的记忆里,那时“最要好的”玩伴,是即大舅舅家腿有残疾的表妹,可怜人总是容易聚在一起的。
    伊说小时候父亲总说“外婆家是富裕中农”,这估计是“模糊阶级界限”,忽悠小孩子的说法。婚后伊和我回乡探亲,亲闻子孙满堂的老外婆“忆苦思甜”,说当年闹饥荒,家里小孩子多,粮食不够吃,只得用两坛子私藏的银元到村里农民家换米,一块银元换一小袋米。
    到了伊寄寓外婆家的时候,银子已经没有了,不可能过上“富裕”的生活。驼背的外公有时会戴着高帽子,被人牵着在街上走一圈。外婆在家门口摆个摊,卖点小杂货或蔬菜,伊则给外婆做伴(伊曾不无得意地说,心算能力就是陪外婆做小卖买练出来的)。印象里外婆有时显得“很小气”。小孩子到大田里拾稻穗,按理应“颗粒归公”。伊挎着盛满稻穗的小篮子往集体仓库走,路过自家门口,被外婆一把拖进门,稻穗也被截留了。有年伊回乡看外婆,一大堆表姐妹们笑谈往事,不无妒意地对伊说:外婆对你最好,给你买肉包吃,我们都没有份。外婆闻言则回斥道:她父母寄钱给我,你爹娘老子又没钱给我。伊则是一脸茫然,全然寻不出“肉包子”的记忆。
    在伊幼年记忆里,最清晰的是妈妈来外婆家接她回北方时的情景。在南方“鱼米之乡”人们的议论里,北方缺水少米没有鱼,“不是人呆的地方”。做母亲的担心伊怕苦,不愿意跟自己回去,背地里向伊展示藏在腰带里的一卷钞票,向伊保证去北方不会受苦。说起此事,伊有点伤感:“其实母亲根本不必如此,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不管去哪里,只要妈妈带我去,我总是会跟她走的。”
    实际上,北方一点也不可怕。提起北方的童年生活,伊会带着一付憨憨的表情说:最快活的时候就是那阵儿,花布衣裳两个兜,一口袋生枣一口袋杏,总也吃不完似的......

(记于2011年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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